中枢神经系统多发性骨髓瘤（CNS-MM）是多发性骨髓瘤一种罕见且具有侵袭性的髓外表现，与预后不良和重大的治疗挑战相关。由于其罕见性，关于其发病率、危险因素、最佳治疗方法和长期结局的数据仍然有限。

《HemaSphere》近日发表综述，阐明了当前 CNS-MM 的诊断和治疗挑战，并为真实世界管理策略提供实用见解。

引言

多发性骨髓瘤（MM）累及中枢神经系统（CNS）是一种罕见但具有破坏性的髓外（EMD）并发症，与预后不良相关。MM中CNS-MM的发生率约 1%，可表现为软脑膜浸润（特征为脑脊液（CSF）中存在单克隆浆细胞）或脑实质内病变。其约占所有 EMD 复发的五分之一，通常发生在初次 MM 诊断后 2-3 年。此外，在少数 MM 病例中，在诊断时即可观察到 CNS 受累。尽管近年来 MM 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发生CNS-MM的患者的总生存期（OS）仍然非常差，从初次 MM 诊断起的中位生存期不到 4 年，显著短于无 CNS 受累的 MM 患者；CNS-MM 诊断后的生存期极差，通常在 3 到 7 个月之间（表 1）。

已报道的病例和小型系列研究采用多种治疗策略，包括鞘内（IT）给药、放疗、常规全身化疗、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剂、多药联合方案以及大剂量化疗序贯自体干细胞移植（ASCT），但均未显示出能显著改善患者预后。大多数用于 CNS 定向治疗的细胞毒性药物疗效有限，并且新型抗骨髓瘤药物在 CNS-MM 中的治疗潜力仍然基本未知。

鉴于其罕见性和侵袭性，CNS-MM 在早期检测和有效治疗方面都存在重大障碍。大多数治疗药物穿过血脑屏障（BBB）的能力有限，加之 CNS-MM 患者通常被排除在临床试验之外，使得治疗管理进一步复杂化。

流行病学

MM中CNS-MM 诊断率不到 1%，占所有 EMD 复发的五分之一。在最近一项包括 54 名 CNS-MM 患者的回顾性分析中，发病率为 1.2%。影像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 MM 患者 OS 的延长，预计将导致疾病过程中 EMD（包括 CNS-MM）的发病率升高。MM 向更具侵袭性形式的生物学演变可能是由耐药肿瘤细胞的持续存在所驱动，这些细胞在序贯治疗后积累突变。这些遗传改变影响粘附分子、癌基因和肿瘤抑制基因，促进了向 EMD 的进展。

据报道，CNS-MM 的中位发病年龄通常比经典 MM 的诊断年龄更年轻，但各研究之间存在差异，这也表明 CNS-MM 在老年患者中可能存在诊断不足。软脑膜受累比脑实质内病变更普遍。虽然 CNS-MM 更常见于疾病的晚期阶段，但也可以在任何阶段出现。一小部分患者在 MM 诊断时即表现为 CNS-MM，与较晚发生 CNS-MM 的患者相比，这种早期发病与更好的 OS 相关。然而一项大型回顾性研究发现，临床分期与 CNS-MM 的发生之间没有相关性。此外，患者也可能发生孤立性 CNS-MM，表明某些克隆和/或亚克隆具有独立于骨髓微环境生存和增殖的能力。根据已发表的数据，从 MM 诊断到发生 CNS-MM 的中位时间介于15 到 28 个月。

发病机制

MM 的 CNS 受累通常通过恶性浆细胞的血行播散发生，这一过程通常与浆细胞白血病（PCL）相关。与之相反，颅骨浆细胞瘤可通过穿透硬脑膜引起直接的、连续的肿瘤扩展，称为骨硬脑膜疾病。≥5 个循环克隆浆细胞（符合修订版 PCL 诊断标准）的检出率，在 CNS-MM 患者中高于MM 基线时（15% vs. 6%；P = 0.1）。此外，在 CNS-MM 诊断时，24% 的患者观察到继发性 PCL；这些发现进一步支持了血行播散是 CNS-MM 发生的主要途径。研究表明，新型疗法与 EMD 的出现可能存在潜在的因果关系；然而目前的证据表明，EMD 发病率的增加更可能与新型疗法时代患者 OS 延长有关。一般而言，EMD 骨髓瘤似乎是由趋化因子受体和粘附分子（如 CD56）的下调、膜嵌入的 CD81/CD82 四跨膜蛋白的低表达、肿瘤启动子乙酰肝素酶的过表达，以及肿瘤微环境中各种生长因子和缺氧条件导致的 CXCR4 上调所介导的。此外，PCAT-1/Wnt β-连环蛋白信号轴也与 EMD 有关。几种高危遗传异常与 EMD 相关，包括 del (17p)、t(4;14)、t(14;16) 和 gain(1q21)；这些高危特征明确存在于 CNS-MM 中。其他可能与 EMD 相关的因素包括 MAFB、TP53 和 RAS 突变以及 MYC 过表达。

临床表现与诊断

CNS-MM 可能表现为多种神经系统症状，包括头痛、嗜睡、意识模糊、视力障碍、轻瘫、截瘫、颅神经麻痹和构音困难。这些症状常常可能与 MM 的其他临床状况（如高粘滞血症、高钙血症、尿毒症、副蛋白血症、骨损伤、治疗相关神经病变、中风或机会性感染）相混淆或错误地归因于后者。因此，对于在任何疾病阶段出现无法解释的神经系统症状的 MM 患者，应通过全神经轴磁共振成像以及 CSF 分析进行及时评估，以确认或排除 CNS 受累。影像学发现可支持CNS-MM诊断，包括脑实质内病变或软脑膜和硬脑膜强化（图 1）。通过常规细胞学和新一代流式细胞术检测 CSF 中的单克隆蛋白（主要是游离轻链）或非典型浆细胞，可进一步加强和确认CNS 受累（图 2）。

图 1 三名中枢神经系统多发性骨髓瘤（CNS-MM）患者的影像学发现。

(1A, 1B) 一名 61 岁患者的 CT 扫描，显示左额叶有两个高密度、对比剂强化的皮质病变（直径分别为 1.7 和 1.3 厘米），伴有相关的病灶周围水肿。(2A, 2B) 一名 59 岁女性患者的眼眶 MRI，显示一个软组织肿块浸润右侧海绵窦。(3A–3C) 一名 62 岁女性患者的脑部 MRI，患有骨硬脑膜浆细胞瘤并并发 CNS 软脑膜骨髓瘤病（T1 加权脂肪抑制成像显示颅骨浆细胞瘤伴周边强化并延伸至邻近轻度增厚的硬脑膜，提示硬脑膜浸润；T2 轴位图像显示颅骨浆细胞瘤，病灶周边信号较高

图 2 一名 65 岁男性患者的脑脊液（CSF）中的克隆浆细胞，该患者患有标危MM和CNS受累，在接受维持治疗 2 年后表现为孤立性 CNS 复发。

(A) 细胞学涂片（细胞离心涂片），(B) 新一代流式细胞术显示 CSF 中存在克隆浆细胞（绿色群体，CD138+CD38+CD56+CD200+CD19-；T 细胞蓝色群体）

如果结果仍然不明确且存在影像学怀疑的 CNS 病变，则可能需要进行活检以获得组织病理学确认，以建立明确诊断。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患者中，CSF 游离轻链测量结果可能与血清轻链水平不一致，并且有时可能因诊断过程中的血液污染而产生假阳性。因此建议谨慎解读 CSF 轻链测量结果，并应结合其他确认 CNS 浸润的诊断发现，特别是在并发播散性 MM 的病例中。

CNS-MM 的预后因素和结局

多项研究表明，发生 CNS-MM 的患者通常表现出侵袭性生物学特征，其特征包括 LDH 水平升高、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发生率较高、克隆浆细胞上 CD56 表达缺失以及存在 EMD（定义为存在软组织浆细胞瘤和/或 PCL）。Paludo 等人证明，浆细胞标记指数 >3%、其他 EMD 部位存在疾病或外周血浆细胞 >800 / 150,000 个事件，与 CNS 受累风险的比值比分别为 7.1、10.3 和 14。此外，高危细胞遗传学、LDH 异常以及在 MM 诊断时或 CNS-MM 发病前的疾病过程中存在 EMD，是发生 CNS-MM 的独立预后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变量分析中，EMD 成为唯一显著的预后因素，使发生 CNS-MM 的风险增加了六倍。基于这一发现，最近发布的欧洲骨髓瘤网络关于原发性 PCL 的共识声明建议，对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的患者进行诊断性腰椎穿刺，并建议特定高危患者（例如，循环浆细胞数量多的患者）考虑进行，最好在初始治疗后清除浆细胞后进行，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肿瘤种植到 CNS 的风险。

尽管 MM 治疗取得了进展，但发生 CNS-MM 的患者从初次 MM 诊断起评估的 OS 仍然不到 4 年，显著短于其他 MM 患者。重要的是，CNS-MM 诊断后的生存期仍然极差，范围在 3 到 6.7 个月之间。在一项对 172 名 CNS-MM 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Jurczyszyn 等人证明，在 CNS 受累前接受过至少一线 MM 治疗，以及存在 >1 个不良预后细胞遗传学标记，是风险因素，当其中任一因素存在时，中位 OS 从 25 个月降至 5.5 个月，当两者都存在时，中位 OS 仅为两个月。他们还发现，在 CNS-MM 诊断后接受全身治疗的患者中，中位 OS 为 12 个月。Chen 等人发现，唯一与改善生存期相关的治疗方式是多次给予（>3 次） IT 化疗。有趣的是，他们还发现了一组 9 名生存期较长的患者，从 CNS-MM 诊断起的中位 OS 为 17.1 个月，这些患者通常接受放疗、IT 化疗和免疫调节剂治疗。先于 CNS-MM 出现的 EMD（包括软组织浆细胞瘤和/或 PCL）以及软脑膜浸润是 CNS-MM 诊断后生存期的负面预后因素。此外，2016 年之后诊断的患者显示出显著延长的 CNS-MM 诊断后生存期（12 个月 vs. 2 个月），这反映出近年来骨髓瘤治疗的主要进展。

当前治疗与未来展望

CNS-MM 的最佳治疗方法尚未确立。出现这种并发症的患者数量相对较少，导致缺乏高质量的前瞻性临床试验数据来指导基于证据的治疗策略。目前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与浸润 CNS 的淋巴增殖性疾病相似，结合全身治疗、IT 化疗和 CNS 放疗，通常是联合进行。大多数已发表的研究强调了全身治疗在任何治疗策略中的关键作用。表 1 总结了关于 CNS-MM 的关键研究、应用的治疗及其结局。

常规化疗和干细胞移植

尽管浆细胞疾病的治疗取得了进展，但常用于治疗 MM 的药物对 CNS-MM 无效，主要是由于先前治疗后出现的耐药克隆，以及最重要的是无法穿过 BBB。因此，在考虑全身治疗时，一个先决条件是所选药物具有穿过 BBB 的潜力。

标准的细胞毒性方案，如烷化剂（环磷酰胺或美法仑），对 CNS-MM 缺乏疗效。阿糖胞苷、甲氨蝶呤和塞替派因其能够穿过 BBB 而对治疗 CNS-MM 有用，然而它们显示出较低的治疗潜力，因为对多发性骨髓瘤细胞的活性极小。ASCT 能够延长 CNS-MM 患者生存期，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高剂量化疗药物，如美法仑（200 mg/m²），其可以穿过 BBB。

自体和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在 CNS 骨髓瘤中都显示出一定的疗效，并可在适当选择的患者中考虑。苯达莫司汀可以渗透 BBB，并且在两例 MM 软脑膜复发的病例中，与沙利度胺、地塞米松和颅脊髓照射（CSI）联合使用显示出一定的疗效。高剂量类固醇可以穿过 BBB，但单独使用时获益有限。

IT 给药和放疗

IT 输注阿糖胞苷或甲氨蝶呤联合氢化可的松的通常用作全身治疗或放疗的辅助手段，这些输注应重复进行，直到浆细胞和游离轻链从 CSF 中清除。密切监测 CSF 清除情况至关重要，因为骨髓瘤细胞通常对甲氨蝶呤或阿糖胞苷不高度敏感，并且这些药物穿透 CNS 实质病变的能力有限。因此，IT 治疗主要推荐用于软脑膜受累的病例。IT 输注的治疗效果存在争议。Chen 等人在一项对 37 名 CNS-MM 患者的研究中证明，生存获益仅归因于使用多次给药（>3 次）的 IT 化疗。在 Lee 等人的研究中，从 CNS MM 诊断起的中位 OS 仅为 4 个月。然而，接受 IT 化疗的患者 OS 显著更好（分别为 20 个月 vs. 2 个月；P < 0.02）。这一点在作者的研究中未得到证实，54 名患者中有 28 名接受了 CSF 输注，但未显示对生存有积极影响。类似地，Chang 等人也未发现 IT 输注带来生存获益的证据。

过去，放疗是首选的治疗方法，因为恶性浆细胞对辐射高度敏感。在一项涉及 109 名 CNS-MM 患者的文献综述中，颅内放疗（ICR）是唯一被发现与延长生存期相关的治疗方式，中位生存期为 3 个月，而未接受 ICR 的患者为 0.81 个月。在最近的一项回顾性研究中，Manzar 及其同事评估了 45 名接受 CNS 定向放疗的 CNS 受累患者的结局，大多与 IT 输注和全身治疗（主要包括新型药物组合）联合进行。尽管整个队列的 CNS-MM 诊断后中位生存期仅为 3.7 个月，但在放疗后可评估的 21 名患者中，从放疗开始起的中位 OS 为 7 个月。患有局灶性脑部病变、适合局部治疗（例如单独放疗或手术切除后辅助放疗）的患者表现出更高的完全缓解率和改善的 OS。值得注意的是，六名患者在 CNS-MM 诊断后表现出持久的生存期，范围从 11.2 到 52.2 个月。这种延长的生存期最有可能归因于全身治疗的加入，特别是包含了免疫调节剂（IMiDs）和达雷妥尤单抗。在 Chen 等人的研究中，78% 的患者接受了放疗。有趣的是，九名长期存活者接受了放疗联合多次 IT 化疗和含 IMiD 的治疗，表明存在附加的治疗价值。靶向放疗能有效缓解由髓内脊髓病变引起的局灶性神经系统症状。此外，新兴证据表明，先进的放疗技术，如质子束 CSI，具有减少对周围健康组织辐射暴露的优势，从而降低显著骨髓毒性和其他不良反应的风险。

总之，建议将 IT 药物作为多模式治疗方法的一部分，特别是对于软脑膜受累的患者。密切监测 CSF 清除情况对于指导治疗至关重要。需要谨慎解读 CSF 轻链测量结果，因为它们极易因血液污染而产生假阳性。值得注意的是，IT 输注在治疗实质病变方面疗效有限，不应作为此类病例的主要治疗方式。关于放疗，基于已发表的数据，建议主要用于脑实质或髓内脊髓病变的病例，并与全身治疗联合使用。CSI 作为多模式方法的一部分，可能在软脑膜浸润的情况下有效。此外，在脊髓压迫或由脑部或颅神经压迫引起的严重症状的情况下，放疗起着特别关键的作用。在某些单发局灶性病变的情况下，手术切除可能是诊断过程的一部分；然而它不应被视为主要治疗，因为在大多数患者中，CNS-MM 通常是播散性骨髓瘤的一部分。

一代和二代免疫调节剂、蛋白酶体抑制剂及其他作用机制的药物

第一代新药，如沙利度胺、硼替佐米和来那度胺，在 2000 年代中期成功整合到 MM 的治疗策略中，加强了人们认为这些药物可以有效地用于管理 EMD 疾病的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沙利度胺可穿透 BBB，并已在 CNS 受累中显示出至少是短暂的缓解。来那度胺是一种更有效的 IMiD，已显示出穿透 BBB 的潜力，尽管证据仍局限于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的初步研究。

类似地，硼替佐米在涉及大鼠和灵长类动物的动物研究中显示出有限的 CNS 渗透性。在人类中，当硼替佐米与其他药物和治疗方式联合用于 CNS-MM 时，已显示出一定的疗效。这种潜在的获益可能归因于炎症和血管生成，从而增加血管通透性并导致 BBB 的破坏，使这些新药更有效地通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报道称硼替佐米与全脑放疗同时使用耐受性良好，但它也与 MRI 检测到的变化有关，包括海马体相关白质结构的脱髓鞘。因此不建议将硼替佐米与 CNS 定向 RT 同时使用。

硼替佐米的 IT 注射可能是致命的，因此是绝对禁忌的。尽管最初有期望，第一代新药并未证明能改善 CNS-MM 诊断后的生存期。2015 年一项回顾性分析包括 31 名 CNS-MM 患者，未能显示使用新药（如沙利度胺、来那度胺和硼替佐米）带来生存获益，证实了它们穿透 CNS 和诱导持久反应的能力有限。

伊沙佐米也未能显示出对 CNS-MM 的疗效。泊马度胺已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一个病例系列显示其对 EMD MM 有 30% 的疗效。此外，几个病例报告强调了其在治疗 CNS-MM 中的疗效。

卡非佐米在动物模型中无法穿透 BBB。相比之下，marizomib 在复发/难治性 MM 中的 I 期研究揭示了 CNS 毒性，包括言语困难和共济失调，表明该药物可以穿过 BBB，因此可能作为 CNS-MM 的潜在治疗选择。最近，Badros 等人报道了使用 marizomib 成功治疗两名 CNS-MM 患者。

最近批准的用于复发/难治性 MM 的药物中，塞利尼索（核输出蛋白 XPO1 抑制剂）已在 EMD MM 中显示出疗效。值得注意的是，塞利尼索在治疗伴有 CNS 受累的难治性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中也显示出有希望的活性，突出了其作为 CNS 骨髓瘤有效治疗选择的潜力。

Melflufen是一种被批准用于三线难治性 MM 的肽-药物偶联物，尚未在 CNS-MM 中进行研究。然而，鉴于其作用机制，预计它不会在 CNS-MM 中表现出显著的活性。维奈克拉在携带 t(11;14) 易位的复发/难治性 MM 患者中显示出疗效。值得注意的是，它已被证明可以在儿科白血病患者中穿透 BBB。然而，由于缺乏可用数据，其在 CNS-MM 中的潜在活性仍然未知。鉴于 PCL 与 CNS-MM 之间的密切关联，维奈克拉可能为携带 t(11;14) 易位的 CNS-MM 患者提供潜在获益。

免疫疗法

抗 CD38 单克隆抗体达雷妥尤单抗和艾沙妥昔单抗，以及抗 CS1 抗体 elotuzumab，已获批治疗新诊断和复发性 MM，尚未在 CNS 受累患者中进行前瞻性评估，因为此类病例被排除在它们的注册试验之外。这些抗体是否能穿过 BBB 仍然未知，并且尽管有理论上的吸引力，但尚未有关于它们 IT 给药的公开报道。有趣的是，一个病例报告描述了一名 CNS-MM 患者，在全身性达雷妥尤单抗治疗后，CSF 中恶性浆细胞表面的 CD38 表达减弱，这一观察结果被解释为该药物潜在 CNS 渗透性的间接指示。达雷妥尤单抗可以在 CSF 中测量到，证明了其穿过 BBB 的能力。确实也有报道称达雷妥尤单抗与 IT 治疗和/或放疗联合使用对 CNS-MM 有效。2016 年之后治疗的患者与 2016 年之前治疗的患者相比，生存期显著延长（12 个月 vs. 2 个月）。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之后诊断和治疗的 13 名患者中有 5 名（38%）接受了基于达雷妥尤单抗的四药联合方案，表明抗 CD38 疗法可能有助于改善 CNS-MM 的结局。Elotuzumab 在与 IMiD 和类固醇联合使用时，在复发/难治性 MM 中显示出活性，然而目前没有关于其在 CNS-MM 中使用的数据。尚无评估抗体-药物偶联物（如靶向BCMA的 belantamab mafodotin）在 CNS-MM 治疗中疗效的报道。

CNS MM 治疗的未来方向

T 细胞重定向（TCR）疗法，例如靶向 BCMA 的CAR-T和双特异性抗体，在多线治疗的 MM 患者中显示出令人印象深刻且持久的缓解率，然而这些疗法在 EMD 疾病中未显示出类似的疗效。最近有两份小型公开报告强调，抗 BCMA CAR-T 疗法和靶向 BCMA 的双特异性抗体 elranatamab 在 CNS-MM 患者中表现出有希望的活性。有人提出，CAR-T 可能会引发 CNS 并发症，可能是由于外周炎症诱导的 BBB 破坏，但尚未得出明确结论。外周炎症是指 CNS 外部各种病理刺激引起先天或适应性免疫系统激活以及促炎细胞因子释放，通常是身体对多种损伤的保护性反应。然而由于 BBB 对炎症刺激高度敏感，不适当的外周炎症（例如由脂多糖引起的外周炎症）可通过多种途径破坏 BBB 功能。BBB 的破坏允许 CAR-T 细胞进入 CNS，从而促进对 CNS 内浆细胞的靶向。相同的原理可以解释在双特异性抗体中观察到的 BBB 渗透。重要的是，在前面引用的研究中提到的 elranatamab 或 CAR-T 产品均未引起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这些发现可能为设计专门纳入 CNS-MM 患者的 TCR 疗法临床试验铺平道路。

当前治疗的实用建议

鉴于 CNS-MM 管理缺乏共识，识别患病风险最高的患者至关重要，从而可以对这些患者实施预防措施和更密切的监测。例如，患有预先存在的 EMD 疾病（包括软组织肿瘤或循环浆细胞）的患者正处于转移性疾病的“路径上”。患有原发性 PCL 的患者发生 CNS-MM 的风险升高，因此最近发布的原发性 PCL 的专家共识建议对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的患者进行诊断性腰椎穿刺，并建议在特定高危患者中考虑进行，最好在初始治疗后清除浆细胞后进行，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肿瘤种植到 CNS 的风险。

此外，在 MM 诊断时具有高危特征（如晚期分期、LDH 升高或高危细胞遗传学）的患者更有可能进展为 CNS-MM，应密切监测。全面且动态的病史对于识别 CNS-MM 的体征和症状并尽快确认诊断至关重要。腰椎穿刺可以揭示软脑膜浸润伴有克隆浆细胞，轻链评估也有助于确认诊断。脑部和整个脊柱的 MRI 对于确认或排除脑实质内肿瘤或软脑膜/硬脑膜强化的存在至关重要。对于单个脑实质内肿块而无其他软脑膜受累迹象的情况，可能需要进行立体定向活检以确认诊断。及时准确的诊断对于指导早期治疗决策至关重要。

在诊断 CNS-MM 时，需要对 MM 进行全面再分期以进行疾病定位。伴有 CNS-MM 的全身性 MM 需要根据先前抗 MM 治疗的敏感性或耐药性迅速采取针对性治疗。理想情况下，全身性治疗的基石应包括达雷妥尤单抗和免疫调节剂，特别是泊马度胺。应将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并已在CNS-MM中证明有效的药物纳入多药联合方案。尽管鞘内化疗的疗效仍存争议，但建议将其作为软脑膜浸润患者初始治疗方案的一部分。常用于治疗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大剂量甲氨蝶呤仅能短暂起效，且会增加显著毒性，因此对于CNS-MM并非优选。

放疗并非软脑膜骨髓瘤患者的一线治疗，因其通常需要全颅脊髓放疗，这在技术上具有挑战性且伴随显著毒性，但作为多模式治疗的一部分，它可能带来益处。建议对患有局灶性脑部肿块的患者采用病灶定向放疗。在特定病例中，特别是对其他新型疗法无效的年轻患者，根据可用性，T细胞重定向疗法可能是一种潜在有效的替代方案。

迫切需要进行前瞻性试验，以评估诸如marizomib和T细胞重定向疗法等有效药物，这些药物不仅能控制系统性多发性骨髓瘤，而且具备穿透血脑屏障的能力。此类研究对于生成可靠数据并建立可靠的、基于证据的策略来管理这一毁灭性疾病至关重要。

图3描绘了建议的CNS-MM检查和管理流程。

图 3 中枢神经系统多发性骨髓瘤（CNS-MM）的诊断与管理流程

结论

CNS-MM是浆细胞异常增生的一种罕见、具侵袭性的表现，尽管近年来多发性骨髓瘤治疗取得了进展，但其预后依然极差。我们对其潜在生物学机制的理解仍存在重大空白。与CNS-MM发生相关的预后因素有限，且主要来自小型回顾性研究。迫切需要进行大型、精心设计的研究，以加深我们对疾病病理生理学的理解，并识别出具有更高CNS受累风险的独特高危人群。这些见解或能促成先发制人的干预措施，并考虑参照淋巴瘤已建立的模式进行CNS定向预防。此外，纳入新型药物（包括下一代免疫疗法）的前瞻性临床试验对于确定针对患者和疾病特征的最有效且毒性最小的治疗策略至关重要，最终目标是改善CNS-MM的生存结局。

参考文献

Katodritou, E. and Terpos, E. (2025), Central nervous system myeloma: Pathogenesis, diagnostic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management strategies. HemaSphere, 9: e70213. https://doi.org/10.1002/hem3.70213

Tags： 中枢神经系统骨髓瘤的发病机制、诊断挑战与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