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医疗体系中，护士与助产士不仅是提供患者护理的核心力量，更承担着应对巨大职业压力的责任。这种压力源于工作的多个维度，既包括高强度的床边护理等体力劳动，也涵盖与患者家属的直接互动、团队内部的紧张关系以及持续暴露于人类痛苦与死亡环境中所带来的深刻情感冲击。因此，这些专业角色不仅要求从业者具备卓越的专业技能，还需要强大的心理韧性、共情能力以及在危急情况下有效管理情绪的能力。在所有临床护理领域中，为临终患者提供支持，尤其是为被诊断患有致命性先天畸形的新生儿提供照护，无疑是情感上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

与垂危患者的接触，特别是在围产期姑息治疗的背景下，会成为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源头，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心理后果，如悲伤、无助、内疚甚至抑郁症状。在此过程中，护士和助产士并非痛苦的旁观者，而是情感上深度参与其中的重要角色。围产期姑息治疗涵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产科病房、产房和围产期安宁疗护机构等多个场景，它要求从业人员在专业精神与面对新生儿夭折家庭的深切悲痛和失落感之间，不断寻求微妙的平衡。

鉴于护理是女性为主的行业，从业者还需承受社会和文化对情感投入和共情的期望，这可能进一步加剧慢性职业压力的影响。致命性先天畸形是指预后极差的严重发育障碍，无论采取何种医疗干预，通常都会导致胎儿流产、死产或出生后不久死亡。由于缺乏有效的根治性疗法，医疗干预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减轻痛苦和支持家庭度过悲伤过程。

在这种背景下，护士和助产士的个人特质，如共情能力、心理韧性和压力应对能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尽管已有大量文献探讨姑息治疗中护理工作的情感与心理维度，但整合了专业经验、工作环境和人格特质的综合性分析仍然非常有限。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孤立变量，限制了有效预防和干预策略的制定。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深入探讨照护患有致命性先天畸形新生儿的护士和助产士的情感体验，识别影响这些情感反应的职业和个人因素，为改善围产期姑息治疗质量和制定有效的心理支持策略奠定坚实的基础。

图1. 按情绪类型划分的情绪强度

为了深入探究专业经验、工作环境和人格特质对护士与助产士在照护患有致命性先天畸形新生儿时所经历情绪类型与强度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一项定量的、横断面研究设计。研究于2023年第二季度（4月至6月）在波兰南部西里西亚省的五家二级和三级转诊医院中进行。这些医院在波兰的三级围产期保健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专门负责处理高危妊娠和需要重症监护的新生儿，包括患有致命缺陷的婴儿。研究采用了目的性抽样方法，纳入标准要求参与者必须具备护士或助产士资格、持有有效的专业执照，并且在新生儿科、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新生儿病理科、产科、产房或围产期安宁疗护机构等相关科室工作。研究团队最初根据西里西亚省注册护士和助产士的总人数（44950人），在95%的置信水平和5%的最大误差容忍度下，计算出所需的最小样本量为381人。

最终，研究共分发了340份问卷，回收了316份，其中307份因填写完整而被纳入最终分析。尽管实际样本量略低于初步估算，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专业性极强（仅限于三级围产期医疗机构的特定人群），该样本仍被认为具有良好的代表性。研究工具为一份原创的自填式问卷，为确保匿名性，问卷以纸质形式分发，并配有密封信封和上锁的回收箱。问卷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收集社会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工作地点、总工作年限以及在当前工作场所的服务年限；第二部分则聚焦于心理和专业层面的信息，涵盖与不良产前诊断患者的接触频率、经历新生儿死亡的次数、照护致命缺陷患儿的频率、所经历的情绪类型、主观不适感水平以及对特定人格特质的认同度。在情绪测量部分，参与者可以从一个包含悲伤、无助、同情、冷静、愤怒、不确定等选项的列表中选择多种情绪反应，并使用六点李克特量表（从“无”到“非常强烈”）对其强度进行评分。在人格特质部分，参与者则从一个封闭的选项列表（如共情、心理韧性、耐心、投入等）中进行选择。收集到的数据经过清理、逻辑检查和数值编码后，录入Microsoft Excel电子表格。统计分析则使用Microsoft Excel和Jamovi软件进行，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类变量的频率分析、用于检验正态分布的Shapiro-Wilk检验、用于相关性分析的皮尔逊相关系数r（适用于正态分布数据）和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ρ（适用于有序或非正态分布数据），以及用于组间比较的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检验）。所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设定为α=0.05，p值小于0.05的结果被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1. 研究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n=307）

结果揭示，医护人员复杂的情感图景及其与个人及职业因素的深刻关联。首先，从研究参与者的基本特征来看，307名参与者中绝大多数为女性（99%），年龄分布相当均匀，40岁及以下、41至50岁、51岁及以上的群体各占约三分之一。他们的总工作年限和在当前病房的工作年限均呈现多样化分布。工作场所方面，大多数参与者受雇于新生儿重症监护室（39.4%）或新生儿科病房（27.7%），其次是产科病房（16.3%）、产房（13.4%）和围产期安宁疗护机构（3.3%）。在职业角色上，助产士占多数（61.6%），护士占37.1%。在情绪体验的类型与强度方面，研究发现同情、悲伤和无助是参与者最常报告的情绪。具体来看，在“非常强烈”的情绪层面，同情（28.1%）、悲伤/绝望（16.9%）和无助/无力感（19.2%）最为突出，这表明了显著的共情投入和情感痛苦。

相比之下，对死亡的恐惧（8.1%）和愤怒（9.4%）的强度较低，而冷漠（0.7%）则极为罕见，凸显了医护人员普遍存在的情感卷入。在“强烈”情绪层面，同情心（49.7%）依然是主导，其次是悲伤（37.1%）。在“中等”强度层面，冷静（37.1%）成为最常见的情绪，这表明许多参与者在困境中仍能保持一定的情绪稳定。此外，相当一部分参与者报告完全没有经历过冷漠（48.2%）或绝望（31.6%），这进一步证实了他们在工作中的情感投入和希望感。

表2. 情绪变量与工作经验之间的相关性

本研究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专业经验、临床暴露程度以及个人特质与情绪反应之间的相关性。在专业经验方面，斯皮尔曼等级相关性分析显示，悲伤情绪与总工作年限（r=0.20, p<0.001）以及在当前单位的工作年限（r=0.24, p<0.001）均存在显著的弱正相关，这可能暗示着长期暴露于临床压力源和临终关怀所带来的累积性情感影响，增加了从业人员随时间推移产生情感耗竭或同情疲劳的风险。相反，愤怒情绪与总工作年限呈现出显著的弱负相关（r=-0.15, p=0.008），这或许反映了经验更丰富的员工拥有更强的-情绪调节能力。

此外，希望（r=-0.12, p=0.037）和冷漠（r=-0.12, p=0.034）也与工作经验呈弱负相关，这可能表明积极心态和情感疏离感的逐渐减弱是应对持续压力的一种心理适应机制。在临床暴露方面，研究发现了更强的关联性。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悲伤情绪与照护致命缺陷新生儿所伴随的不适感水平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ρ=0.505, p<0.001），这是整个数据集中唯一被归类为“强”的相关性，深刻地揭示了围产期姑息治疗对情感造成的沉重负担。不适感还与懊悔/怜悯（ρ=0.391, p<0.001）和对死亡的恐惧（ρ=0.312, p<0.001）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表明这些情绪反应是临床医生在临终情境下心理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3. 情绪与选定临床暴露变量之间的斯皮尔曼Rho相关性

同时，冷静情绪与不适感呈负相关（ρ=-0.180, p=0.002），可能反映了情绪稳定或正念的保护作用。在个人特质方面，参与者普遍对共情与同情（平均值M=2.06）、有爱心（M=2.05）和善良（M=2.05）等亲社会特质给予了高度认同，而对自信（M=1.66）和可靠（M=1.34）等特质的评分则相对较低。人格特质与专业经验的关联分析显示，只有共情/同情（r=0.12, p=0.034）和思想开放（r=0.11, p=0.048）与总工作年限存在微弱但显著的正相关，这提示促进人际理解和认知灵活性的特质可能有助于在情感要求高的医疗环境中实现职业长青。此外，思想开放、善良和沟通能力等特质与执行护理程序的频率呈正相关，而善良也与感知到的不适感相关，这可能意味着情感敏感的个体更积极地参与护理，但同时也更容易受到情感上的影响。

表4. 个人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综合本研究的发现可以得出结论，照护患有致命缺陷新生儿对于护士和助产士而言是一项要求极高且情感负担沉重的工作。他们所经历的情绪是复杂、矛盾且与人格特质及专业经验紧密相连的。研究明确了几个关键关系，首先，更长的专业经验并不能完全消除情感压力，但可能有助于情绪的稳定化，从而降低愤怒和冷漠等负面情绪的强度。然而，长期在同一科室工作与悲伤感和情绪耗竭的增加有关，这凸显了职业多样性在为员工提供心理支持方面的重要性。其次，主观不适感在情感体验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更大的情感负担更多地与感知到的照护难度相关，而非医疗程序本身。这表明，主观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此类情境下的情感反应。

表5. 个人特征与专业经验之间的皮尔逊r相关性

一个令人担忧的发现是，医护人员中希望、宽慰和宁静等积极情绪的水平普遍较低，这些情绪出现频率低或强度弱，暗示了在面对巨大压力时的保护功能有限，可能反映出高压职业中情绪恢复的困难。此外，人格特质对情感负担有显著影响，具有更突出亲社会特质（如共情和敏感）的医护人员，倾向于在情感上更深地投入，这导致了更高水平的压力和情感负担。这表明，虽然共情是护理职业的关键特质，但它也可能增加对职业倦怠的易感性。这些发现共同强调了制定策略以保障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迫切需求，包括提供心理支持、开展培训和进行伦理反思。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围产期姑息治疗工作的心理维度提供了重要见解，并为未来探索高情感压力环境下医护人员情绪健康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在波兰等心理支持系统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建立和完善支持体系刻不容缓。

原始出处：

Urbańska, K., Drosdzol-Cop, A. & Naworska, B.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motions accompanying nurses and midwives in caring for a newborn with a lethal defect. Sci Rep 15, 31809 (2025).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5-16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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