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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肝细胞癌(HCC)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过去十年,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方案——包括抗程序性死亡配体 1(PD-L1)联合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以及靶向程序性死亡 1(PD-1)和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 4(CTLA-4)的双重免疫检查点阻断——显著改变了晚期 HCC 的治疗格局。然而,系统治疗后局部区域治疗的最佳时机与整合方式仍不明确,尤其在达到显著影像学缓解的患者中;多学科评估对个体化决策至关重要。
当肿瘤不再明显缩小,继续原系统治疗等待进一步缩小,还是转向局部巩固?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肿瘤研究所 Anna Nappi 等报告的一例 BCLC C 期、主瘤最大径 118 mm、合并下腔静脉与肝静脉部分形成的晚期 HCC 患者,在接受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 6 个周期治疗后,肿瘤缩小进入平台期;经多学科讨论行巩固性选择性经动脉栓塞术(TAE),最终在 42 个月随访时仍无疾病复发证据。决策链上的关键节点,值得研读。
01 起点:118×109 mm、血管侵犯与 Child-Pugh A6

▲ 图1 患者治疗时间线
示意图按时间顺序列出系统治疗、 CT 扫描、TAE 及随访启动。
患者为一名 68 岁意大利男士,既往有慢性 HBV 相关肝病、急性、良性前列腺增生、经手术切除的肺腺癌(pT1N0),家族史为女儿患白血病。
初诊状态(2022 年 9 月):因进行性厌食、乏力及 3 个月内体重下降 >15% 就诊。检查发现累及肝脏 IV、V、VII 段的巨大病灶(最大径 118×109 mm),动脉期高强化、延迟期洗脱,与下腔静脉不可分离,并伴肝静脉及下腔静脉部分血栓形成。AFP >60 500 ng/mL;肝功能保留(Child-Pugh A6),ECOG PS 0。实验室检查示转氨酶轻度升高(AST 100 U/L;ALT 49 U/L)、轻度高胆红素血症(总胆红素 1.9 mg/dL)以及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AFP)水平升高(>60,500 ng/mL)。治疗前胃镜示无食管静脉曲张、无门脉高压性胃病。
患者确诊为晚期肝癌(BCLC C 期)。
02 诱导:T+A 6 个周期,缓解在何处达到平台?
多学科团队(MDT)评估后,患者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接受阿替利珠单抗(1200 mg)联合贝伐珠单抗(15 mg/kg),每 3 周一次。治疗耐受性良好,无治疗相关临床症状或实验室异常。治疗反应评估如下:
▍4 个周期后(2022-12-19)
肿瘤从 118×109 mm 缩小至 66×57 mm,动脉期强化存活成分减少,mRECIST 评估为部分缓解;静脉血栓仍存在但范围缩小;AFP 从 >60 500 ng/mL 降至 55 ng/mL。MDT 讨论后追加 2 个周期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
▍6 个周期后(2023-02-03)
肿瘤仅从 66×57 mm 变为 63×58 mm,轻微进一步缩小;但下腔静脉和肝静脉血栓完全消退;AFP 进一步降至 17 ng/mL;肝功能改善(Child-Pugh A6→A5)。
03 转折:肿瘤不再缩小,为什么选择 TAE 巩固?
MDT 提议行手术切除或肝移植,但患者均拒绝。鉴于残存病灶局限于肝内、有持续动脉供血、供血动脉可超选择性插管、肝功能保留、AFP 接近正常,团队决定实施选择性 TAE 作为巩固性局部治疗,并经过详细讨论风险和获益后,患者同意。
TAE 巩固(见图2、图3):采用 Seldinger 技术经右股总动脉穿刺入路,术中血管造影示肝 VII 段富血供病灶,伴周边新生血管形成;将导管超选择性插管至腹腔干、肝总动脉、右肝动脉,并进一步超选至 VII 段肿瘤供血动脉分支;经 2.8-Fr 微导管注入 5 mL 等体积碘化油-乙醇混合物,随后以聚乙烯醇(PVA)栓塞颗粒(45–150 μm)行永久性栓塞,实现肿瘤供血血管完全去血管化。
三种材料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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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化油——作为不透 X 线载体,促进栓塞材料在瘤内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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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通过引起血管内皮损伤及供血动脉血栓形成发挥栓塞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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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 颗粒——提供远端永久性动脉闭塞。
栓塞后造影发现第二个血供独立的病灶,以 3 mL 同样配比的碘化油-乙醇混合物予以栓塞。最终行锥形束 CT(CBCT)确认肿瘤供血血管完全去血管化,并可见碘化油选择性滞留于病灶周边。术中及术后无并发症发生;术后卧床 24 h,行腹部 X 线平片随访,2 天后出院。
术后评估节奏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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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E 后 15 天首次临床评估:ECOG PS 0;体格检查、生命体征无异常,实验室指标正常;AFP 进一步降至 12 n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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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E 后 6 周增强 CT:治疗区无残余动脉强化存活肿瘤。

▲ 图2 基线 CT 扫描

▲ 图3 选择性动脉造影和术中影像检查
04 结局:停用系统治疗后 42 个月 NED
TAE 后 6 周,再次开展 MDT 讨论:考虑影像学无存活病灶、AFP 正常、肝功能保留、辅助治疗无确切获益、ECOG PS 0,决定不再追加系统治疗,进入随访监测(每月 AFP、每 3 个月增强 CT)。
截至 2026 年 3 月 24 日末次随访,患者存活,无疾病证据(NED),肝功能保留,AFP 正常(3.2 ng/mL)。

▲ 图4 主要血清参数的时间变化趋势
折线图展示血清白蛋白(g/dL)、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U/L)、AFP(ng/mL)和总胆红素(mg/dL)从基线到最终随访的趋势。注意 AFP 曲线:基线 >60 500 → 4 周期后 55 → 6 周期后 17 → TAE 后 12 → 末次随访 3.2 ng/mL,全程单向下降,从未反弹。
结语:四点经验
第一,系统治疗在晚期HCC中的角色不仅是延长生存,也可能作为“诱导”为局部巩固创造窗口。本例在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 4 个周期后即达到 mRECIST 部分缓解,6 个周期后下腔静脉和肝静脉血栓完全消退、AFP 接近正常、肝功能改善。系统治疗完成了关键的大血管侵犯控制和生物学负荷下降,这为后续局部治疗提供了条件。
第二,疗效评估不能只看肿瘤大小。第 4 至第 6 周期之间,肿瘤仅从 66×57 mm 变为 63×58 mm,进一步缩小极其有限;但同期血栓完全消退、AFP 从 55 ng/mL 降至 17 ng/mL、Child-Pugh 从 A6 改善至 A5。专家团队也明确指出,后 2 个周期的肿瘤缩小不明显,引发了对早期耐药的担忧。这一组"肿瘤缩小停滞、生物学指标继续改善"的信息,是本例决策切换的核心依据。若仅以影像学大小作为继续系统治疗的唯一标准,可能错失局部巩固的窗口。
第三,局部治疗方式的选择应基于病灶解剖、血供、肝功能、技术可及性和患者意愿的综合匹配。本例患者拒绝手术切除和肝移植后,MDT 选择 TAE,理由是残存病灶局限于肝内、有持续动脉供血、供血动脉可超选择性插管、肝功能保留、AFP接近正常;不选 TACE 是因为在该特定情境下不预期提供额外获益,SBRT 因病灶邻近膈顶排除,TARE 本中心不可及。TAE 以完全去血管化为目标,术后 6 周增强 CT 示治疗区无残余动脉强化存活肿瘤。这一选择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在真实世界约束下的一次主动匹配。
第四,MDT 应贯穿全程,并在关键节点动态重估治疗目标。从一线系统治疗启动、4 周期后追加 2 周期、6 周期后讨论手术/移植、患者拒绝后转向 TAE 巩固,到 TAE 后再次讨论是否追加系统治疗并最终进入主动监测,每一步都依赖 MDT 对肿瘤反应、肝功能、体能状态和患者意愿的重新整合。专家团队将这一过程概括为"leftward treatment stage migration",即治疗阶段从晚期向早期方向的潜在迁移。
参考资料:Nappi A, Morra R, Facchini S, Zanaletti N, Borrelli M, Fiore F, Tarotto L, Stilo S, Izzo F, Piccirillo M, Avallone A. Right-To-Left Stage Migration in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Case Report of a Successful Multimodal Approach. Case Rep Oncol. 2026 Aug 13;19(1):1601-1609. doi: 10.1159/000552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