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泌体这一新兴生物标志物成为关注焦点。随着精准医学的不断发展，传统诊断手段在肾脏病早期识别中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而源自细胞间通讯的纳米级囊泡——外泌体，正以其独特的优势为肾脏病的早诊、早治带来全新可能。在2025年第十五届东方肾脏病学会议上，梅斯医学特邀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继义教授，深入探讨外泌体在肾脏病诊疗中的研究进展与未来前景。

梅斯医学：您本次在东方肾脏病学大会“肾脏病前沿技术与转化医学论坛”上，分享了外泌体在肾脏病诊疗中的应用研究，能否先聊聊外泌体相比传统标志物，在肾脏病早期诊断中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黄继义教授：外泌体作为一种内源性分泌的双层膜纳米囊泡，凭借其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在疾病标志物的开发中展现出显著优于传统分子标志物的潜力。综合现有文献报道、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以及外泌体自身的理化特征，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外泌体具有高度稳定的膜结构，能够有效保护其内部携带的蛋白质、核酸等生物活性物质，从而更真实地反映来源细胞的生理与病理状态，为揭示疾病发生机制提供可靠信息。其次，研究表明外泌体在多种疾病的检测中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有助于提升诊断的准确性。第三，外泌体广泛存在于尿液、血液等多种体液中，样本获取便捷、无创且可重复，有利于实现疾病的早期筛查和动态监测。基于上述优势，外泌体有望成为未来疾病精准诊断与疗效评估的重要工具，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梅斯医学：您认为外泌体技术从实验室研究转化为肾脏病临床常规诊疗手段，目前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黄继义教授：外泌体是由多种细胞分泌的纳米级双层膜囊泡，在细胞间通讯和信号传递中发挥关键作用。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在囊泡运输调控机制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这不仅彰显了囊泡生物学的重要意义，也凸显了外泌体在生物信息传递、疾病机制研究以及未来诊疗应用中的巨大潜力。

然而，在从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过程中，外泌体作为生物诊断或治疗手段，尤其是在治疗领域的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目前，其临床应用受限于伦理规范的约束、长期疗效与安全性数据的缺乏，以及标准化给药途径和治疗方案的缺失。此外，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仍显不足，制约了其推广应用。

因此，未来亟需深入开展系统性研究，进一步阐明外泌体的转运机制、生物信息负载与功能调控的关系，并深入解析其细胞生物学特性与治疗效应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外泌体的精准应用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和临床支持。

梅斯医学：对于从事肾脏病领域的青年医生或研究者，您觉得外泌体在肾脏病诊疗方向未来还有哪些值得重点探索的研究课题？

黄继义教授：青年学者在外泌体研究领域可重点关注以下五个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的方向：

其一，发展高效、精准的外泌体成分鉴定技术，同时推动外泌体分离与富集方法的标准化、便捷化和高通量化，提升样本处理的重复性与临床适用性。

其二，构建更具生理相关性的细胞与动物模型，以更真实地模拟外泌体在体内的生物学行为；在临床转化层面，应积极探索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IIT）的规范化路径，通过严谨的实验设计系统评估外泌体在疾病诊断与治疗中的实际效能与应用潜力。

其三，拓展多组学技术的整合应用。例如，代谢组学已初步揭示部分肾毒性药物所致肾损伤的相关代谢标志物，未来需结合外泌体组分分析，开展大规模临床验证与长期随访研究，挖掘其作为动态生物标志物的价值。

其四，深入解析外泌体的作用机制。可借助纳米颗粒跟踪分析（NTA）、活体成像及单颗粒示踪等技术，系统追踪外泌体在体内的分布、归巢路径及其靶向机制，并结合临床样本数据，阐明其介导细胞间通讯的分子基础与功能效应。

其五，探索外泌体在治疗领域的广阔前景。值得注意的是，在小鼠模型中已观察到外泌体具有趋化性，能够主动归巢至来源组织或损伤部位，展现出天然的靶向递送能力。这一特性为开发基于外泌体的靶向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值得青年科研人员深入探索。

因此，外泌体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上述五个方向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也蕴含巨大的临床转化潜力。期待广大青年学者勇于创新，深耕细作，共同推动外泌体研究迈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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