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晁恩祥，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大内科首席专家。从医60余年，长于肺病，悉心钻研，创新中医“风邪”理论，形成风咳、风哮的辨治体系。在抗击非典、甲流和新冠等重大公共卫生保障工作中，巧施妙手，展现了中医药在急症救治方面的特色。曾获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传承教育特别贡献奖”，是全国第三、四、五批名老中医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晁老在学术上重视理论与临床的联系与指导、继承与发扬，重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重视中西医并重；在教学上甘为人梯，培养了两代中医精英。虽已耄耋之年，仍坚持每周出门诊，让患者如沐春风。

青年时期，我因一次小感冒而领略了中医药的神奇疗效。受到中医文化的影响，我萌生了学习中医的想法。1956年9月，我考入北京中医学院，学制六年。如果从那一年算起，我和中医打了66年的交道了。

几千年来，华佗、李时珍、张仲景等一代代苍生大医，留下了一段段悬壶济世的佳话，激励着我恭勤不倦、夜以继日地钻研中医药典籍。

1962年，作为新中国首届中医大学毕业生，我响应国家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携妻踏上去内蒙古支边的征途，一去就是22年。凭借“一根银针、两把草药”，我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少数民族乡亲，也得到了边疆百姓的尊敬与爱戴。

还记得在莫里达瓦旗，那是一个地处我国北部边界的达斡尔族和鄂伦春族的聚居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大年三十深夜出诊，我雪中步行8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走乡串户开展诊疗，大大降低了该地区克山病的发病率和致残率，虽然条件艰苦，但是能够为百姓驱散病魔，内心非常满足。

“一切为了病人”，这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1984年，我再次服从组织安排，告别内蒙古的父老乡亲，来到刚刚成立的中日友好医院，历任中医处处长、中医肺脾科主任和中医大内科主任，从未离开过临床。

当前，社会上经常会有将中医和西医对立或者对比的观点。在我看来，中医和西医对疾病的认识方法和思路不同，治疗优势也各有所长，但又都不能解决所有临床问题。我坚持“与人忠、执事敬”的理念，就是待人要忠诚、要诚恳，做事要认真、严谨。对待病人，我们必须“待人以诚”。因此，我们也一直在探索，如何在肺部疾病的治疗上，把中西医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这对于延缓病情进展、改善症状，最终实现患者疗效的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医理论中，土是脾胃，金是肺脏，有一个疗法叫“培土生金”，就是通过调理脾胃来解决肺脏疾病的法则。比如，西医治疗慢阻肺患者，咳、痰、喘这些症状能很快控制，但是慢阻肺患者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良问题却被西医所忽视。因为慢阻肺会导致患者全身缺氧，消化道的缺氧表现为食欲不振，结果造成营养不良，进一步导致患者咳痰乏力、呼吸困难加重，导致恶性循环。我们发现，通过西医的标准化治疗能很快控制慢阻肺患者的咳、痰、喘这些症状，再用中医从调理脾胃入手，解决患者营养不良的状况，最终收到非常好的临床效果。

所以，中西医结合的医生比纯粹学西医的还要辛苦，中西医都要学，而且都要学好，不能一知半解。我要求科室的中医大夫“中医要领先，西医要紧跟，两手都要硬！”

还记得2003年春，广东首先出现非典疫情，传染性之强和病死率之高令人恐慌，社会上对非典病人避之唯恐不及，一些医院也出现了医护人员被感染甚至死亡的情况。

当时，中日友好医院是收治重症“非典”病人的定点医院，我们科室参加非典等传染病的一线会诊。作为首位到广东省参加会诊的中医专家，在广东省中医院对8例患者的会诊中，我认为中医对急症的治疗亦有优势，尤其对腹满燥实的患者，攻下剂运用得当，每奏意想不到之效。中医认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我提出“表里双解、标本同治”。

回京后，我一直在一线参加对北京及全国非典的防治指导工作与方案制定工作。同时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感染禽流感、H1N1、流感等传染病专家组成员、副组长。

近3年，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西医协同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是中日友好医院研究的重要课题和任务，不论是2020年年初驰援武汉，还是今年中日友好医院支援北京地坛医院，我们都在为了救治患者而努力。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平日的临床研究工作中，我注重中医的继承与创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提出用“疏风宣肺，缓急解痉，止咳平喘”的方法治疗哮喘、慢性咳嗽等肺系疾病的学术观点，并创新性地提出“风哮”“风咳”病证名，当属中医哮病、咳嗽的证候之一，治疗当“从风论治”，丰富了中医学哮病和咳嗽病因、病机内容。同时将风哮、风咳与现代医学“气道高反应性”相关，支气管哮喘、咳嗽变异型哮喘和感冒后咳嗽等疾病相连，丰富了中医药对现代疾病的认识。

我一直强调大医精诚的重要性，医生要是没有良好的精神品质作为基础，医术也不会有所成就。让我倍感骄傲的是，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已经是一些医院的中坚力量，得到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仁术济世惠苍生，薪火相传，我心甚慰！

（本报记者 金振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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