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尽管当前存在如分子特征、免疫原型等多种新型的肿瘤分型命名方式，临床上最为基本、最主要的仍是以组织器官起源为基础的分型方式。随着免疫组化、原位杂交、二代测序等手段在临床上的广泛运用，依靠分子分型的肿瘤治疗愈发普遍。如BRAF V600X突变、BRCA突变、HRD、NTRK融合、dMMR、PD-L1高表达、HER2高表达等表型在不同组织来源的癌种有相似的分子机制，不同指南中有相似乃至相同的处理方案。局限于组织器官起源的肿瘤分型方式在临床试验的设计、药物适应症的获批、医保政策的执行乃至医学教育的实施等多方面均难以满足当前医学发展要求，甚至让大量肿瘤患者痛失获得最佳治疗方案的机会。

本文是一篇发表于《NATRUE》上的评述，阐述了作者对肿瘤以组织器官起源为基础的分型方式可能有碍于抗肿瘤药物发展的观点。同时列举出改变这种局面的可能措施。当前一些学术组织、作者所在的区域已经做出的一些努力，并对未来肿瘤治疗的发展提出一定的畅想。新时代的肿瘤学发展，可能不应过度强调组织器官来源的分类方案，新的研究成果需及时运用至医教研及社会层面中（Nature.2024 Feb;626(7997):26-29. doi: 10.1038/d41586-024-00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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