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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岁高龄的丛女士在家中突发意识丧失，家属紧急拨打120，救护车抵达时，老人已临床死亡。从接到求助到救护车抵达，全程仅15分钟。

然而，家属却以“救护车30分钟才抵达”、“医务人员救治不力”、“医院刻意隐匿关键心电图”、“现场抢救操作多处违规”为由，一纸诉状将出诊医院诉至法院，主张四十余万元赔偿。

孰是孰非？我们先来看时间线：

9时29分，120调度中心接到求救电话。

9时31分，急救车辆在途中拨通了家属电话，询问患者情况。

9时44分，医护人员到达现场，注射肾上腺素、心肺复苏、心电图检查，然后确认患者在救护车到达前已经死亡。

《院前急救病历》记载：初步诊断“临床死亡”，心电监护显示“全心停搏”，血压归零，死亡诊断为“心源性猝死”。

来源：医法汇微信公众号

由此，一审、二审法院却全部驳回家属全部诉讼请求。

究竟是“延迟救治”还是病情发展已不可逆转？急救中心与网络医院谁该担责？15分钟算不算延误？不申请鉴定就必然败诉吗？这些争议，远非一纸判决能够平息。透过这起案件，我们来逐一审视院前急救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法律边界与临床细节。

争议一：谁才是适格被告？

本案中，被告医院在诉讼中提出了一项关键抗辩，即本案系院前急救行为引发的纠纷，应以急救中心为被告，而非实施急救行为的医方。这一抗辩看似有理，实则混淆了行政调度关系与民事侵权责任的边界。

院前急救究竟是什么？院前医疗急救是指由急救中心（站）和承担院前医疗急救任务的网络医院按照统一指挥调度，在患者送达医疗机构救治前，在医疗机构外开展的以现场抢救、转运途中紧急救治以及监护为主的医疗活动。急救中心（站）与急救网络医院共同组成院前医疗急救网络。急救中心与网络医院之间的调度指挥关系，属于行业管理与行政指令关系，不能对抗第三人，也不能免除网络医院对自身诊疗行为的侵权责任。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也就是说，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实施的心电图检查、注射肾上腺素、心肺复苏等措施，本质上属于诊疗活动，实施该诊疗行为的医疗机构就应当成为适格被告。一审、二审法院均未采纳医方的抗辩，认定医院作为被告主体适格。院前急救网络医院不能以“听从调度”为由主张免责，必须建立独立的法律风险防控意识，将院前急救纳入与院内诊疗同等重要的合规管理框架。

争议二：院前急救“延误救治”如何界定？

家属核心控诉之一是“救护车半小时才来”，认为医院存在明显的延误救治。但法院依据《120电话受理记录单》认定“未延误抢救时机”。

延误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延误救治的认定并非单纯以“时间长短”为标准，而需综合考量多重因素：调度响应时间是否及时、途中是否与家属保持联系并获取病情信息、到达现场后是否立即开展抢救等。本案中，9时29分接到电话，9时44分到达现场，其间，医护人员途中主动电话联系家属了解病情。到达后立即对患者进行了心肺复苏、心电图检查等抢救措施。法院据此认定出诊过程没有延误。

本案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患者家属在电话中已明确告知“人都不行了，心跳停了都已经”。急救人员到达后确认患者已临床死亡。在此情形下，即使存在时间上的争议，也难以建立“延误”与“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所以，在院前急救中，途中电话回访、病情评估、到达时间的完整记录，是证明“未延误”的关键证据。时间节点越清晰，抗辩越有力。

争议三：医院未提供心电图报告，是否构成“隐匿病历”？

患方在诉讼中主张，医院拒绝提供心电图报告单，应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过错推定，其适用前提是医疗机构“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这里的“隐匿或者拒绝提供”在主观上要求医疗机构存在故意，即明知该病历资料存在、自身有能力提供，却故意隐瞒、藏匿，拒不向患者或法院提供。其核心是医疗机构恶意不配合诉讼、妨碍事实查明的行为。

本案中，医方辩称心电图放在了患者家白色茶几上，也就是当场交付或遗留在了现场，并非故意隐匿或者拒绝提供，因此不满足过错推定的法定要件。法院未支持患方的诉求。

心电图的核心作用是证明患者就诊时的心律状态，即是否存在心跳、是否为全心停搏。但除了心电图之外，本案还存在其他证据可以印证这一核心事实：一是急救人员途中与家属的通话录音，家属明确认可患者心跳已经停止，这属于对己方不利事实的自认；二是院前急救病历中明确记录了心电监护显示全心停搏、血压为0、无自主呼吸等生命体征；三是医务人员现场查体发现颈动脉搏动消失、瞳孔散大固定等临床死亡体征。上述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患者已处于全心停搏状态的核心事实，心电图的缺失并未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

院前急救中，心电图等检查结果的当场交付或留存，应有规范记录，如交接确认、拍照留存等，以避免“隐匿病历”的指控。病历管理的规范化，是防范法律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争议四：不鉴定就败诉？

患方在诉讼中表示“不申请医疗损害鉴定”，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患方上诉称法院“未尽释明义务”，但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鉴定申请是谁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医疗损害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患者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应当对医疗机构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申请医疗损害鉴定，是患者履行举证责任的核心方式。所以说，不申请鉴定，就无法证明过错和因果关系，无法证明，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也就是败诉的风险。这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基本证据规则在医疗领域的具体体现。

本案中，一审法院已就是否申请鉴定向患方进行了询问，患方明确拒绝。二审法院据此认定一审程序合法，因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多数案件中有律师代理，当事人应当知晓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没有义务反复进行法律提醒。

在诉讼策略上，即便患方不申请鉴定，医方也可主动申请鉴定以证明诊疗行为无过错，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往往比被动防守更有效。

争议五：抢救操作合规吗？

患方还提出了一系列操作层面的质疑：未使用电击除颤设备、未进行辅助通气、病历记录与费用清单不符等。

关于电击除颤的适用问题，需要回归医学本质。患者已处于全心停搏状态，电击除颤主要针对可除颤心律（如室颤、无脉性室速），对于全心停搏（asystole）患者，电击除颤并无适应证。急救人员现场判断无抢救指征后停止进一步操作，具有临床合理性。

关于辅助通气与心肺复苏操作，患方质疑病历上写了“球囊加压通气”但费用清单未体现，费用清单有“注射肾上腺素”但病历未记录。这一质疑提示出院前急救病历记录的规范性问题。病历记录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抢救措施应在病历中完整记录，费用清单与病历记录应相互印证。记录瑕疵本身未必构成医疗过错，但会增加诉讼中的不确定性。

关于病历记录的患者年龄错误，患方将其列为“重大医疗过错”。从法律角度看，年龄记录错误属于病历书写瑕疵，若不影响诊疗决策和事实查明，通常不会单独构成医疗过错。但这一细节再次提醒我们，病历书写的严谨性不容忽视。

所以，院前急救病历的规范书写、抢救措施的完整记录、费用清单与病历的一致性、操作规范的严格执行，是防范纠纷的基础工作。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在法庭上被放大。

结语：为生命争分夺秒，为急救筑牢根基

院前医疗急救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广大急救医务人员争分夺秒、救死扶伤，他们的执业行为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但与此同时，院前急救作为高风险、高强度的医疗行为，也面临着诸多法律风险。

基于本案暴露出的争议焦点，院前急救领域有以下四个维度值得深入审视与反思。

第一，制度建设。急救中心（站）应当制定院前医疗急救工作规章制度及人员岗位职责，保证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的医疗质量、医疗安全、规范服务和迅速处置。建立健全院前医疗急救病历管理制度，设置病案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具体负责院前医疗急救病历的保存与管理。

第二，人员培训。开展院前急救病历书写专项培训，针对心电图管理、医疗文书规范、危重患者救治记录、质控闭环管理等核心内容，逐项讲解常见错误、整改要点与法律风险。

第三，病历管理。院前急救病历须标记页码并进行编号管理。抢救措施应在病历中完整记录，费用清单与病历记录应相互印证。心电图等检查结果的当场交付或留存，应有规范记录（如交接确认、拍照留存等）。

第四，证据留存。途中电话回访、病情评估、到达时间的完整记录，是证明“未延误”的关键证据。现场抢救的监护图纸、心电图纸等原始资料应妥善保存。

院前急救，每一秒都是生命，但法律审视的是每一处细节。不断提升急救医疗质量和合规管理水平，才能既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又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参考来源

[1]https://www.nhc.gov.cn/wjw/c100221/202201/26ea3c97e82d466f9aa2b4a9901ae187.shtml

[2]https://www.nhc.gov.cn/yzygj/c100068/202409/a58db40867bf4ea5a34f24a6b0486a9d.shtml

[3]https://mp.weixin.qq.com/s/ZeoI6M3X25HKO7XLGEy7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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